股票多空投资将近1000年，依然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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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圆箓）

公元1900年6月22日，是清末。

一个叫做王圆箓的道士在清理莫高窟第十六窟的积沙时，手里的烟锅子不小心磕到了墙壁上，这一磕，直接在墙上磕出了一道裂缝。

王圆箓扒开裂缝，里边是一个不到三米见方的小房间，房间里堆满了经卷，文书，绢画和各种法器。

这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敦煌藏经洞，也就是莫高窟第十七窟。

藏经洞里的五万多件从公元四世纪到十一世纪的文献，就这样在一个封闭了将近九百年的小黑屋里重见天日。

但随之而来的，是三个至今困扰学界的问题，是谁建造了藏经洞？是谁封存了它？最后一个走出来的人，又是谁？

事实上，藏经洞尽管叫做藏经洞，但它并不是为了藏经而建的。

可能很多人认为，一千多年前某个和尚或者几个和尚一拍脑袋，说咱们挖个洞藏经吧，于是藏经洞就诞生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藏经洞，也就是莫高窟第十七窟，最初的用途，是晚唐时期高僧洪辩的影堂，也就是专门用来纪念他的场所。

洪辩是当时敦煌佛教界的最高领袖，公元848年，张议潮率沙州民众驱逐吐蕃，收复河西，洪辩和张议潮关系密切，在公元851年前后，他被朝廷封为了河西都僧统，负责整个河西走廊的佛教事务。

洪辩在莫高窟经营着很多洞窟，比如第十六窟，第三百六十五窟，第三百六十六窟，根据一些研究显示，这些洞窟都很有可能是洪辩参与或者主持建造的，包括十七窟，也是洪辩建造的，是他为他自己留的身后之所。

第十七窟高大概3米，宽大概2.7米，深大概2.8米，在窟内原本有一座洪辩真人大小的塑像，1965年，研究人员在检查这尊塑像时，发现塑像的背部有一个开口，里边放着一个丝袋，袋里放着的则是骨灰。

这就意味着，这尊塑像不只是肖像，而是兼具舍利容器功能的。

在窟后壁上，绘制有两棵菩提树，东侧树上挂着净水瓶，西侧树上挂着挎袋，树下分别画着执杖的近侍女和持扇的比丘尼，两侧壁面还绘有洪辩的弟子与供养人画像，这是典型的唐代高僧影堂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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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比较准确的说法是，洪辩为自己死后做打算，建造了第十七窟，而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弟子们将第十七窟设置为了纪念他的影堂。

那么，一个几平方米的影堂，又是怎么塞进了五万多件东西的？是如何变成现在我们熟知的藏经洞的？

（洪辩告身碑局部）

这就要说到一个关键人物，道真。

道真，是公元十世纪在敦煌三界寺的一个和尚。

当然了，道真不是宗教领袖，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但他做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事情。

当时的敦煌，寺院是非常多的，经书也不少，但问题是，经过几百年的战乱，火灾，虫蛀，受潮，很多经书都残了，破了，有的经书只剩下半卷，有的没头没尾，有的甚至都碎成了一片一片的。

面对这种情况，道真很着急，于是他开始四处寻找那些残破的经书，把它们搜集回来，然后修补完整。

这个事情，道真一做就是几十年。

他在敦煌的各个寺院，各个僧人，各种藏经的地方寻找搜集，谁手里有旧经书，有破损的经书，他都收集起来，收回来之后，道真又组织了一批人来分类，拼凑，补写，装订，您想那个时候没有复印机，没有扫描仪，这种工作基本全靠手工，非常的耗时费力。

在修复经书的过程中，还会产生大量的边角料，比如重复的经卷，已经无法修复的残片，拆下来的封皮，包经书的布套，抄废了的纸张等等。

这些东西似乎是无法再用的“垃圾”，但在道真眼里不是，对道真来说，这些东西也有价值，保不齐哪天还能用上，所以他不打算丢掉，而是要找一个地方妥善的保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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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洪辩的影堂，就在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

我们的传统叙事经常把藏经洞的封存描述成一个很戏剧性的事件，那就是，西夏从十世纪末开始向西扩张，剑指敦煌，敦煌的僧人们为了躲避战乱，把五万件经书全都搬到了藏经洞里，砌墙，封存，然后逃走。

这个说法其实很没道理，因为，藏经洞里的东西并不是同一时间形成的。

藏经洞里的文书，时间跨度从公元四世纪到公元十一世纪，内容涵盖佛教经卷，官私文书，儒家典籍，道教文献，契约账簿，练字纸，旧画，残卷乃至个人用品，如果是一次性打包放入，为什么会混入这么多不同性质，不同年代的东西呢？

所以，藏经洞其实是经历了一百多年的不断积累而形成的，早在洪辩时期，作为影堂的藏经洞就开始被人们当做仓库来使用，到道真时期，这种使用更加频繁，而道真死后，这种使用也没有结束，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至少几代人持续，而绝不是流传的，是某一个人在某一特定时间，像埋葬财宝一样创造了藏经洞，把经书放入了藏经洞，最后封闭了藏经洞。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洪辩的塑像被发现时并不在藏经洞中，而在362窟中，因为放的经书太多，已经要装不下了，必须要把洪辩的塑像先移走。

关于藏经洞的封存时间，我们可以从藏经洞中的文物开始入手，藏经洞中，有明确纪年的最晚文书，是北宋咸平五年，即公元1002年，也就是说到1002年，仍旧有人把藏经洞当做仓库来使用，并放入物品。

在这批文书中，还反复出现了一个人的名字，曹宗寿。

曹宗寿是十一世纪初敦煌归义军曹氏政权晚期的最高首领，是当时敦煌一带最有权力的人。

在1002年，敦煌的佛教活动还在正常进行，而曹宗寿和他的夫人都是佛教徒，他们在当年还曾资助制作经帙，补写佛经，他的资助行为被记录成了文本，而这些文本后来还出现在了藏经洞中。

（曹宗寿小像）

但是很显然，曹宗寿不一定就是下令封存藏经洞的人，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没有任何史料记载他这么做过，以他当时的权力和身份，如果藏经洞是他下令封闭的，一定会留下某些记录，或者诏令，牒文，题记，账簿，总有一处会提到，但目前没有发现任何记载。

这种空白，不一定是史料的缺失，而恰恰是在说明，这事儿没有经过他的手。

既然不是曹宗寿，那又是谁呢？

作者很想要告诉你答案，但问题是作者是历史研究者，作者不是写小说的，作者只能说不知道。

最后一个离开藏经洞的人，下令将藏经洞封存的人，有可能只是某个历史完全没有任何记载的普通僧人或者寺院的工作人员，他可能负责最后的整理，可能负责看管，然后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他选择将藏经洞封存。

那会是什么特殊原因呢？这倒比较容易分析了。

在敦煌的西边，今天的新疆和田一带，有一个叫做于阗的国家，这个国家是一个典型的佛教国，和敦煌的关系非常好，曹氏归义军还和于阗王室长期通婚。

但是在公元1006年前后，中亚的突厥人建立的喀喇汗王朝消灭了于阗国，而喀喇汗王朝是一个伊斯兰政权，这对敦煌来说是一个很不好的消息，异教徒如果打过来，他们会维护佛教还是会摧毁佛教？

而从公元10世纪末开始，西夏扩张，甘州回鹘，归义军都受到打压，到1036年，西夏人真的占领了敦煌。那么在西夏占领敦煌之前，敦煌佛教界就必须给藏经洞找一个好去处，不能因战乱而使藏经洞遭到破坏。

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的人认为，在这样的外部压力之下，敦煌的某个，或者某些僧人们匆匆封闭了藏经洞，将藏经洞伪装成了一面普通的墙壁，这之后，僧人们为了躲避战乱，也离开敦煌，并且因为各种原因，他们无法再返回敦煌，这批为数不多的将藏经洞封闭的知情者死于异乡，之后因为战乱，政权更迭，藏经洞就此被人遗忘，仿佛消失一般，封墙之后，没有人能再找到藏经洞，风沙一层层覆上甬道，朝代一个一个更替，这个隐秘的洞窟就这样孤单寂寞，一声不响的存在了九百年。

这个说法有合理性，但也并不完全合理，因为喀喇汗王朝的军队到最后也没有打到敦煌，而至于西夏人，他们1036年才占领敦煌，而藏经洞最晚出现的文书是1002年，这中间差了几十年，僧人们完全有时间把藏经洞中的文书取出再行安放，而不至于如此匆忙的将洞口封闭。

所以，外部环境的变化客观上应该是可以导致藏经洞被封闭，但绝对不是主要原因。